11月2日晚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仿佛成了狂欢的舞池。谁也没想到，委内瑞拉兰达埃塔交响乐团音乐会的返场竟然这么燃，从南美爵士版小约翰·施特劳斯《闲聊波尔卡》，奚其明、叶国辉改编的《茉莉花》，再到《佩雷斯·普拉多集锦》轮番加演。最后登场的是伯恩斯坦的《曼波舞曲》，乐手们扭动身体、踏起节拍，载歌载舞。台下观众也随之报以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。
摄影：蔡磊磊
音乐总监克里斯蒂安·巴斯克斯收起指挥棒，这位1984年出生、9岁便以小提琴手身份走进委内瑞拉“音乐救助体系”的新生代指挥家，转身向上海观众深深鞠躬。
这是兰达埃塔交响乐团首次登上上海的舞台。如果按照原计划，今年7月20日，这只乐团就会在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的舞台亮相。不幸的是，6月24日，委内瑞拉连发强震，该国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损毁严重而关闭，乐团行程只能暂时搁浅。不过，他们与上海交响乐团都没有因此而放弃，经过反复沟通和协调，这场迟到了百余天的音乐会，终于在灿烂的金秋时节举行。
用音乐改变命运
柴可夫斯基交响幻想曲《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》为音乐会的上半场开篇，这部取材自但丁《神曲・地狱篇》的经典作品，用汹涌的管弦乐铺展出悲剧爱情的戏剧张力。委内瑞拉作曲家詹卡洛・卡斯特罗・达多纳的《来自我的故土》紧随其后，吐露大地的呼吸与鲜活韵律。下半场，被柴可夫斯基《f小调第四交响曲》登场，标志性的命运号角响彻全场，在跌宕的乐章中完成与命运抗争的交响叙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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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九岁时加入了‘音乐救助体系’。”巴斯克斯回忆，自己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小城镇，”进入体系几个月后，我就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音乐家。”在他看来，乐团环境不仅教他音乐，也教会他如何做人，“守时、承担责任，与朋友和家人建立深厚联系。”
乐团内的艺术家们平均年龄仅二十余岁，均来自委内瑞拉著名的“音乐救助体系”（El Sistema）。该体系于1975年由委内瑞拉经济学家、音乐家何塞·安东尼奥·阿布莱乌发起，彼时的委内瑞拉因经济下行等原因陷入社会动荡，他希望通过为生活在贫民窟的孩子提供免费的音乐训练，让他们远离犯罪。“体系”的第一个排练地点在加拉加斯的一个废弃地下车库中，当时，只有11个孩子参加了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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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团副指挥赫苏斯·乌斯卡特吉介绍，该体系目前在委内瑞拉各州设有440多个音乐教育中心，约有100万名参与者。”社会阶层的区别在这里并不存在。它面向所有孩子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乐器、参与乐团。”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旗下交响乐团总经理欧亨尼奥·卡雷尼奥补充，体系下设十二个项目，除交响乐团外，还包括合唱、传统音乐、爵士、摇滚，乃至为特殊儿童和住院儿童开设的项目。对三至四岁的孩子，还有“纸乐团”可供参与，例如用纸做成小提琴，让孩子在真正选择乐器前先触摸、熟悉它们。
一场约好的重逢，一次双向的倾听
巴斯克斯告诉记者，他2015年曾到访上海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观众的专注：“他们会认真观察每一件乐器、每一位音乐家的演奏方式和动作。当指挥看到观众如此全神贯注时，也会感到非常惊喜。”乌斯卡特吉则提到返场时的场景：”我们看到观众跟着音乐唱歌、舞动，这样的互动让我们非常开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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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奏的过程，也是一场双向的交流。演出当天下午，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学生节日乐团乐队首席何云之特意赶来观摩排练，还与大提琴演奏员何塞·伊格纳西奥·桑塔纳交上了朋友。“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高效率、高质量的乐团合作，参加今年的学生节日乐团，对我的音乐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”这位五岁半开始学小提琴、已习琴十年多的少年说。
桑塔纳是第一次来上海。当天上午他还去了上海音乐学院，“那里有一种独特而美好的音乐校园氛围，让我想起加拉加斯，但又完全不同。”这位两年前随团来过北京的青年笑言，上一次自己还未成年，”错过了很多”，这一次他甚至萌生了来中国学习的念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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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响乐团教育拓展中心负责人田莹直言：上海很多孩子五岁开始学琴，家长重视艺术教育，但不少人缺少室内乐与乐团合作经验。两年半前，他们开始把这些“会演奏乐器却没合过奏”的孩子组织起来。“中国的学习环境竞争比较激烈，很多孩子觉得每件事都要争第一。我们希望音乐学习不只是竞争，而是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找到快乐。”
11月3日晚，兰达埃塔交响乐团还在临港演艺中心登台，上演伯恩斯坦《老实人》序曲、德·法雅《三角帽》，以及委内瑞拉本土的《赋格与帕哈里略舞曲》，带领观众踏上一场穿越美洲与西班牙的音乐之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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